可能有人会问，你的标题是不是写错了，应该是武汉大学原校长，可是你问问武大的学生，他们会说，刘道玉是他们永远的校长。大学之大，非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武大之大，有刘道玉之谓也。今天，刘道玉先生去世，那一代“敢于说真话、敢于搞改革”的大学校长，终于驶进了历史的黄昏。

也就前几天，许倬云也走了。两位大师，一位在“大学”的内竖起了“自由”“思想”的旗帜，一位在“文明”的大河里拂去了岁月的尘埃。如今，都成了不能再聆听教诲的存在。

在今天，当我们谈“教学质量”“高校竞争”“人才培养”时，几乎无人提起“自由”“”“思考”三个词。学校里排排新透明玻璃窗、数字化课室、排名榜单，却往往忘了那张最该张开的脸：学生应当拥有人格，应当有选择。

而就在三十多年前，武汉大学在刘道玉领导下，竟真的做了这件“冒险”的事。 他主张“允许学生不上课、自由选专业、自由转学、跳级、双学位、主辅修”。他打造了一个他自己称作“教育仓储超市”的构想：学生是“顾客”，教师是“导购”，学校资源任你挑。他直言：“自由是教育的灵魂。”或许，只有经历过的风雨和残酷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，当他被下放时，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良心。

然而，这样的改革，也恰恰撞上了的硬墙。1988年，他被突然免去校长职务。冷掉的不只是职位，还有那股风。常年，他赋闲在家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他著书立说，做中国教育最后的守墓人，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自己的学生。今天，许多高校却在以“管理系统”“评价机制”“绩效指标”为旗号，把学生从“有思考的人”变为“被评价的产品”。 刘道玉留下的反讽是什么？是他用自己“失势”的命运告诉我们：当教育成了格式化管理，当制度成了唯一目标，当自由变成了口号，改革就会被结构吞噬。我们看到的，是一代因此沉默的人。

改革不只是制度的变更，更是精神的激发。在武大那段“黄金年代”，有教师、有学生、有年轻人浸润在鼓励思考、鼓励质疑、尊重人格的空气里。 比如 YZT，他曾在访谈里提到：在那个时期，他“看见”校长住在极为简陋的两房一厅，只因那位校长说“教师的住宿问题没解决，我绝不住大房子”。如YF，那位日后的作家，曾把武大那段日子视为“思想尚未完全被规则禁锢的最后一隅”。他们在这片土壤里，或被启蒙、或被警醒。很遗憾，我竟然不敢写他们的名字。一个优秀的教育家，带出来一大批拥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一大片志同道合的人，武大正是因为有了刘道玉，才出了那么多具有反抗精神的人，那么多紧守底线的人。

如果说许倬云先生是“宏大文明的讲述者”，刘道玉则是“大学制度里反抗者”。后辈们在前者的书里学到“历史深度”，在后者的校园里见到“现实破绽”。从中，他们有了质疑的勇气，有了不同的出口。可惜的是，这勇气越来越稀缺。每当我们看到“创新”被定义为“规模扩张”“排名提升”，而“思考”“质疑”“自由”反而被边缘化，那便说明：刘道玉种下的火苗，正被制度之灰吞没。

大师辞世，从来不是孤立事件。杨振宁是科学界的灯塔，许倬云也走了，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后烛火，那位将“中国文化三原色”“文明对话”打开给世界的历史学者，走向了安静。他本可以继续在讲堂、在专栏里“动笔思考”，却也不得不向时间低头。而刘道玉，甚至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退休的他只能冷处理，他所主张的大学去行政化，主张教授治校，培养自由的学生的改革方针在如今的大学校园日渐式微，大学好像成了机器人工厂，成了预制菜的加工厂，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预制人。

我们不得不问： 在教育被数字化、评价化、机制化吞噬的今天，谁还记得“让人做完整的人的教育”？在高校管理被“指标”“排名”“项目”绑架的当下，谁还愿意打破框架、尊重学生？在知识分子被要求“服务教学”“贴合社会需求”的现实里，谁还有勇气主张“思考即价值”？当这些问题无人再大声提出的时候，大师的离去，就不只是一份哀悼，更是一记警钟。离开的人是刘道玉，是许倬云；留下的人，是还未被制度彻底碾碎的教育理想。

愿您走好，也愿我们醒来。刘道玉曾经说，他不想做官，只想做教育人。他曾说，自由与思考，是大学的第一责任。当年他在武大脚下的珞珈山上，曾目睹学生夜谈、讽世、冲撞、成长。他知道：如果学问仅是阶梯，那它就死了。真正的大学，是“探讨”、是“质疑”、是“”。今天，当我们低头缅怀他，也请不要放下质问：教育，真的还在为“自由的人”服务吗？还是早已变为“被管理的人”的培训场？愿在大师离去之时，我们不仅寄一束花，更把那缕“思想”“去行政化”“自由之精神”“之灵魂”的种子，种回我们的校园里。愿您在天边安宁，愿我们在此处醒来。